ca88

文化校园

【经典悦读】潘昱:回归经典 重拾思考

来源:ca88    日期:2014/3/11 9:07:00    点击数:5744

 

 

互联互通的世界似乎好得不能再好。动动手指,上接千古圣贤,下至草根白丁;足不出户,天下大事、尽收眼底。互联的世界在便捷了你的生活的同时,也便捷了你的思考,以至于不知不觉中我们忘记了思考,进而逐渐不愿、也不会去思考。

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一个偶然的机会,出差途中,机场图书中严肃性阅读实在太少,选了本《中庸》原文读本,消磨时间,第一句“天命之谓性;率性之谓道;修道之谓教。”赫然入目就已击碎了心中曾有的关于《中庸》是:儒家“不偏不倚,过犹不及”的明哲保身之道的概念;在往后,“自诚明,谓之性;自明诚,谓之教。诚则明矣;明则诚矣。”突然想到,九里校区“明诚堂”,在那里学习、上课久矣,如此“熟识”,却不知它出自《中庸》,其中含有“教化”之意,不仅惭愧万分,自此开始接触原文典籍。

学校所列经典阅读书目中的部分以前读过,以下梳理了自己的思绪,留作思考的痕迹。

一、通识教育教学需要回归原著典籍

通识教育在欧美倡导百余年,是西方高等教育理论中既经典又最具活力的部分。有着各种模式和观点,也面临着新的变革和挑战。关于通识教育,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有自己的理解,梅贻琦先生认为大学教育应以“通识为本、专识为末”;蔡元培提出要“融通文理科之界限”。建国后,1995年,当时的教委召开了“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会”;1999年,教育部在部分高校建立大学“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”,自此,全国逐步建立起课堂教学、校园文化、社会实践三位一体的文化素质教育体系框架,高校依托文化素质课,推动了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结合。但时至今日,因我国高等教育基本沿袭了前苏联的教育模式,且历时长久,使得文化素质课多是概论加通论的形式开展,不直接阅读原创经典,养成了学生机械背诵二手的论述,缺乏深入的思考,学生兴趣不足、效果不佳。通识教育的进一步开展,需要回归以原著典籍为基本的教学模式。

徐飞校长在《通识教育再认识》中说“通识教育还应特别提倡学生自觉阅读经典,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内在的价值尺度、精神品格、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,通过与先贤对话,与智者神交,从中感悟人类思想的深度、力度、高度和厚度。”

稍加关注,可发现,学校本次开出的经典阅读书目,包含了斯坦福大学通识教育九个领域中,最基本领域即所谓“各种文化、各种观念、各种价值”领域的部分核心课程,如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、亚里士多德《政治学》、奥古斯丁《忏悔录》、马基雅维利《君主论》等;同时,也与芝加哥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中的部分,如亚当.斯密的《国富论》、马克思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、韦伯的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》、尼采的著作等是重合的(甘阳《大学通识教育的两个中心环节》)。学校的经典阅读书目基本涵盖了通识教育中东西方文化的核心典籍。经典阅读是通识教育深化的一个基本要求,它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问题感,进而启发思维。

二、学生批判性思想的启发需要经典阅读

罗素把现有的知识依照来源大致分为三类:其一,直接知识,由亲身体验所得;其二,间接知识,由他人转述所得,也是我们日常学习所得;其三,内省知识,由反思前述两类知识所得。取得内省知识的过程,既是“批判性思维”。第三类知识至关重要,因为,一方面,任何知识是有条件和环境的,我们不可能穷尽将来所有的假设条件;另一方面,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在任意远的“将来”,我们的“目的”和“需求”,是否还需要现在的“知识”。

海德格尔说,说出来的“思”顶多只能抓出不思的人的思想。思维包含的内容远大于表达出来的“知识”。因此,对学生来说,思维过程远比知识的记忆更为重要。杜威将大学教育的宗旨定义为“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养”,或通俗地解释为“学习怎样学习知识”而不是“学习知识”,已说明了这个问题。

经典的好处在于,它虽历经久远,但仍能够直指我们的内心和问题。莎士比亚说,“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;鲁迅说,一部《红楼梦》,经学家看见《易》,道学家看见淫,才子看见缠绵,革命家看见排满,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。

举两个自己阅读中的例子:《易》中有,“利者,义之和也”;《尚书》中有“威克厥爱,允济;爱克厥威,允罔功”。前者可否看作对当下市场逐利行为的一个劝诫;后者是否会让一个现代管理者感到汗颜。其实,《圣经》中说,“太阳底下,没有新鲜事。”在经典阅读的过程中,你会发现,我们的问题,它们都有涉及;我们的困惑,它们都有解答。

三、重塑大学精神需要经典阅读

当前“由于深受经世致用思维和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,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,大学教育过分强调与市场接轨和需求导向,过分追求学以致用和实用理性,过分信奉使用价值而非价值本身,过度渲染只有过得“富有”才有可能“富有价值”,过分注重工具理性,严重忽视价值理性,人被‘物化’已是当今不争的事实。”

现代人的物化或异化问题,其实经典也有涉及。马克思在撰写《经济学哲学手稿》时,就市场和专业化的过程中,因“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,替换了”,人类正经历着四个方面的异化过程:“社会的异化”,即生存的竞争使得每一个人被迫倾向于反对一切其他的人;“劳动的异化”,即劳动已不再是我们“生活创新的一种需要”;“自由的异化”,即为了生活而出卖自由,从而只能保持动物性的自由;“人类的异化”,即人类种群不再是创造自身为本质的物种。

陈丹青的导师木心说“哲学家中,只有尼采一个人察觉到哲学的不济,坦率的说了出来,其他哲学家不肯承认思想历程的狼狈不堪。”人是有情感的动物,“理性的牢笼”已被后现代的论述多次提及,康德的名言“人是目的,不是手段”,更是点破了教育的本质。

1923年,鲁迅在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说,即“娜拉走了以后怎样。”鲁迅说:“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。做梦的人是幸福的;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,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。”物化的社会残酷地惊醒了我们的梦,大学在这个异化的过程中更应承担起精神家园的作用,我们需要经典阅读来唤起我们内心“温情”的梦。

四、国人的心性自由绕不开传统经典

正如人不可能跳出自己的影子,身处中国的我们,不可能割裂了我们的历史传统,自我生长。在这个“千年未有之变局”中,思想问题的解决,远比其他方面复杂的多。梁漱溟在《中国文化要义》序言中说:“我少年时,在感受中国问题刺激稍后,又曾于人生问题深有感触,反复穷究,不能自已。人生问题较之当前中国问题远为广泛、根本、深彻。这样便不为现实问题之所囿。自己回顾过去这四十余年,总在这两问题中沉思,时而趋重于此,时而趋重于彼,辗转起伏虽无一定,而此牵彼引,恰好相资为用。就以人生问题之烦闷不解,令不知不觉走向哲学,出入乎东西百家”。在他晚年,似乎是总结式的《人心与人生》中,他谈到了对问题的思考。人,无论中西,无外乎三种关系,与物的关系、即物化的世界;与人的关系、即社会他人;与自己的关系,即内心世界。而在他看来,尤以与第三种关系最为深刻。

教育的最高宗旨,在于心性及其自由。就西方思想传统而言,这一宗旨最具代表性的表述,如笛卡尔所言,是“心智在一切方向上的充分涌流”,即“自由”。就东方思想传统而言,对这一最高宗旨的表述,中国早期和晚期儒家的概括,即所谓“明心见性”。在数千年曲折之后的现在,西方教育传统与中国儒家教育传统,途殊而归同。

哈耶克说“我们是我们传统的选择,不是我们选择了传统”。随着国家实力的发展,我们找回了些许的自信,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和传统。近年来,国学热、儒学热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反映了人们对自己传统的关注。那么,《论语》,《左传》、《诗经》、《易经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史记》等传统国学经典;梁漱溟、熊十力、牟宗三等近代新儒家大家,以及钱穆、陈寅恪、冯友兰,汤用彤、王国维、李泽厚、杜维明等近、现代思想家的著述是我们绕不开的选择。

学校新列的经典阅读书目,涉及中西方哲学,文学、历史,艺术、经济,法律跨越很大,如要全部阅读需要大量时间,我想无论什么,对身处高校的我们,开始阅读经典,总比讨论阅读什么、如何阅读更有意义。正如杜威所言,没有基于人的观念的转变,就没有社会的转型。当前学校的问题,需要先有解决了问题的“人”。笛卡尔说“我思、故我在”,那么,就让一切从阅读的思考中开始吧!

 

作者简介:

潘昱,校友工作办公室(教育基金会秘书处)副主任。1976年生,曾任校长秘书,校办行政科长、北京办事处主任、北京研究院副院长(北京研究院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),交通运输规划在读博士。毕业于铁路运输专业,却喜好历史、法律、经济、古诗词等,涉猎庞杂,可谓不专不博;身处高校,却从事非营利性、营利性、社团组织三种法人治理模式管理,可谓不伦不类;或曰时不待我,无思进取;或曰悠然南山,自得其乐!

返回:ca88     责任编辑:新闻中心

[ca88新闻网版权所有,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]
[打印本页]     [新闻纠错]     [关闭窗口]

热点新闻

ca88视频

XML 地图 | Sitemap 地图